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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2012

孔誥烽:民粹、法西斯與納粹的系譜

【明報專訊】香港與中國大陸矛盾升溫,討論一時沸沸揚揚。討論中「民粹」、「法西斯」、「納粹」的帽子滿天飛,主張限制雙非、自由行人數,對某些陸客某些行為有意見的朋友,一一被視為希特勒再世。

這類帽子在香港亂飛,並非新鮮事。近年建制人士也喜歡批評民主派為納粹,葉太當年在抗拒民主化訴求時亦發表過「希特勒也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偉論。溫和民主派討厭激進派聲大夾惡,亦是罵他們為「法西斯」。學者不滿80後社運過激,更要從扯旗山硬扯到阿爾卑斯山畔的威瑪共和國,給小伙子們送上一頂助長納粹崛起的歐陸帽子。

至於「民粹」指控,則更為詭異。政府、政黨逆民意而行,會被罵「與民為敵」。到他們順民意時,則成了「民粹」。故此去年明明符合北歐式「人人均等受惠」(equal benefits to all)福利原則的「每人派6000元」政策是「民粹」,反共反到無朋友的三民主義者是「民粹」,被政治正確判官圍剿的香港城邦論者,也是「民粹」。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只要你不喜歡一個人,而那個人又偏偏很受歡迎,你便可以指摘對方是「民粹」。而「法西斯」和「納粹」,更已成為繼各種粗口之後,又一個被抽空所有具體意義的辱人萬能key。這些標籤也有點像文革時代的「走資派」。當毛主席發動大家向「走資派」進攻時,大家都不清楚怎樣界定走資派,也不知道具體是哪些人在走資,結果是人人都被人人攻擊是走資派,全社會陷入瘋狂獵巫的狀態。

我無意在這裏評論與這些標籤有關的爭論,只希望梳理一下「民粹」和「法西斯」的歷史源流,為這些無敵帽子的玩家們,提供一點冷知識。

民粹主義及其敵人

18世紀歐洲的啓蒙知識精英,相信理性和科學,認為他們的責任,是要開導被教會蒙蔽的大眾,幫助他們獲得知性上的自由與自主。啓蒙運動,其實包含不弱的精英主義傾向。

到了19世紀中,歐洲出現對啓蒙理性的質疑。工業化導致的非人化令部分知識分子產生強調回歸靈性傳統的浪漫主義思潮。與此交錯關聯的乃是民粹思想的冒起。民粹思潮反對啓蒙運動的精英主義,主張走到草根去,以「一般人」的直接欲求為基礎建構一個與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相對立的「人民」認同。

民粹運動與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崛起的歷史密不可分。有人指摘這一運動與後來的納粹運動有關,無可厚非,但說民粹思潮本身必然會導致種族主義與威權統治,則是抽空了一切具體歷史考察的想當然。研究民粹邏輯有名的理論家Ernesto Laclau,從早年研究阿根廷貝隆主義到近期出版的《論民粹邏輯》,均指出民粹邏輯並無固定內容。民粹政治是進步還是反動,還要看操作者選擇什麼「人民的要求」構造論述,和怎樣構造。民粹邏輯本身與民主政治不可分割,你避也避不了。

在後進地區,民粹思潮很多時候都是反專制與反西方霸權運動的助燃劑。例如19世紀末俄國出現的民粹派,反對沙皇專制下的西化現代化,主張知識分子回歸田園,在傳統村社之中重尋失落的價值。差不多時間出現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則竭力批判民粹派,說他們從「落後」農民身上尋找啓導,最後只會走向反動。馬克思主義者對民粹派的激烈否定,令他們走向極端的精英主義,催生了列寧的先鋒黨理論:工農群眾都被統治階級蒙蔽而不知道自己的真實利益,所以要由意識先進的職業革命家代為革命、代為專政。這種民粹主義的反面為人類帶來了什麼禍害,恐怕不用我多說了。

形形色色的法西斯

民粹不等如法西斯,那法西斯主義又是什麼?法西斯主義,不限德國。在1930年代奪權的西班牙佛朗哥和葡萄牙薩拉查,也是法西斯獨裁者,但由於他們沒有直接參與屠猶和在二戰保持名義上的中立,所以在戰後沒有被清算,政權屹立至1970年代的民主革命。

林林總總的法西斯政權,共通點包括以鐵腕手段鎮壓群眾運動、在道德議題上極度保守、並以復興民族光榮為招徠。各地的法西斯黨,大部分都是在群眾造反運動高漲,不成熟的民主體制無法消解衝突的的亂局下,依靠恐懼革命的上層精英的支持而發動政變並奪權的。就算是1932年所謂「納粹大勝」的那次德國國會選舉,納粹黨的得票率也只得三成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地主階級與宗教保守人士集中的鄉郊小鎮票。納粹的龐大群眾動員,乃是他們奪權後利用國家機器自上而下地發動的。

排斥、屠殺少數族群的政策在納粹德國出現,與法西斯主義並無必然聯繫,而與德國本身的國家形成歷史有關。德國在19世紀的統一建國運動,基本上是要將離散歐洲各處的德語區和德語居民聚合起來。當時的德國民族主義精英,深感德國面對極大的生存威脅,並發展出具浪漫主義神秘色彩,以血緣與語言文化來界定的國民身分認同。

韋伯:德國的反蝗論者

德國在統一後便出現了所謂的「波蘭問題」,即德國東部湧現大量天主教的波蘭移民。當時有人主張盡力將波蘭移民同化成講德語和信新教的「真德國人」。但在1890年代,已有一定公共影響力的社會學大師韋伯,卻指出波蘭移民難以同化,因此主張關閉邊境,驅逐移民,並由國家動員西部的「真德國人」到東部殖民,重奪土地資源。對韋伯來說,這是一場停止東部「波殖化」(Polonization)和將之「再德國化」(re-Germanization)的鬥爭,關乎德意志民族的存亡。

韋伯乃當時德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翹楚,其反波主張已屬溫和。在其右面的,還有韋伯參加過又退出、擁抱生物種族主義與反猶意識形態、被視為納粹前身的泛德聯盟(Pan-German League)。可見,右翼威權的法西斯主義,在1930年代德國變種成屠殺少數族裔的納粹主義,是有其長遠特殊的歷史背景的。

民粹、法西斯和納粹,是不同的現象,有其各自獨特的歷史。我們對這些現象的再臨,當然要時刻警惕,但若我們對這些概念不求甚解、肆意濫用,則只會令我們變得麻木鬆懈。我並不是要為着些思潮說項。我只希望大家以後如要罵人為民粹、法西斯、或納粹時,起碼要清楚自己到底在說什麼。


■延伸閱讀

1. Gary Abraham. 「Max Weber:Modernist Anti-Pluralism and the Polish Questio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53, Spring 1991
2. Roger Brubaker.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Dick Geary. 「Who voted for the Nazis? Electoral History of the NSDAP」 History Today . October 1998
4.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5. Dylan Riley. The Civic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Europe: Italy, Spain, and Romania, 1870-1945.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