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轉載】一、以為在北京直接及其在港代理人的間接操控下，行政長官選舉會和諧進行，一切幕後規劃，由選角總監篩選出來的演員自會聽導演指示依照劇本做戲，哪知嚴重的建制內部利益沖突讓這出政治大戲亂了套，演員不按照劇本演出的主因，竟然是出現兩個合法合格的導演。
這出不按劇本演出的戲擾攘多時，身在戲台上的人，為了當上唯一主角，學足西方政客的「挖糞」伎倆，互數對手不是，結果不但暴露了這些政治演員種種見不得光的糗事，連捧場得力的友好亦被拖落水。擔綱演出的人付出不小代價，看戲的香港人目不暇給，只是，「不亦快哉」之餘，有心人難免要為香港政治前景興歎，搜集黑材料建立黑檔案以備必要時抹黑、打倒對手的把戲已引進香港，有權力有能力這樣做的人，將成香港政壇主宰，這不僅令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黑手文化」在香港紮根，還會成為貪腐新溫床！
在黑材料籠罩下，「班主」含蓄表態，導演爭奪戰告一段落。已處下風而又無法跳出此困局的演員和捧場客，為求自保，不暇自顧，演出難免荒腔走板，導演縱有餘力，亦無所施其技；其對手雖因本身的缺失而未能占領道德高地，卻因有機可乘，漸漸成為唯一主角，今後「照本宣科」，依照劇本在導演指導下使出渾身解數……。
二、中國政治絕不透明，「評論者」(說猜度者也許更恰當)只能根據有關人物的言行、有關事故的發展，揣測其發出「訊號」的含義；這種方法極不科學，有時測得准有時測不准，實屬必然。
身為國家領導人的前行政長官董建華隨侍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外訪數天，不難被解讀為這是他對政事看法有一定影響力的「訊號」，由於董氏力挺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有人猜度那數天的近距離接觸中，習、董曾觸及香港「政情」，而董氏趁機或以漫不經心的姿態在習氏面前為梁氏美言，不足為奇。前天習近平會見港區政協委員，與梁營急先鋒劉夢熊和梁氏少有的地產界支持者羅康瑞「熱烈握手」，雖無當年「江握手」的震撼，卻亦傳達了對梁營健者表示慰問的「訊號」。上述兩樁看似不經意的「小事」，令人有梁振英已成為這出政治戲主角的聯想，合理之至。有關「習握手」，唐營「自我感覺良好」的解讀是不具說服力的，因為中共官場論資排位的明規矩十分嚴格，劉羅的「頭位」是「被安排」，不可能是他們自己爭取(一早排隊)得來的，而「排頭位」傳達了受重視的強烈「訊號」！
以香港人的「醒目」，政圈中人很快便會領悟「京意」，棄唐營投梁營的人必然日有數起，那些表示會投「白票」者在導演不准「流選」的指示下，亦會改變初衷。「形勢比人強」，要在中共手下討活，聞京樂起舞是最基本的條件。
三、參與這場假戲真做的政治戲有兩大輸家。其一是泛民代表、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不過，他有自知之明，一早擺出「陪跑」的姿態，「打定輸數」，其所以不存僥幸之心，皆因他知道胡錦濤主席不可能專程來港頒發「治港證書」給他；作為支聯會中堅分子，何氏早被褫奪北上資格，他若當選，便只好有勞胡主席南下了。這當然是笑談，但泛民尤其是民主黨打慣政治敗仗(結構性「缺陷」令泛民在政治命題上必敗，但民主黨仍認同這種制度、參與這場演出，真是奇哉怪也)，再輸一場，平常事耳。
另一位輸家是行政長官曾蔭權，他本可「政治中立」、置身事外，卻於有意無意間卷入漩渦，遂引爆連串令他數十年規行矩步的公仆生涯蒙羞同時令整個公務員隊伍誠信廉潔受質疑的「貪小便宜(對中產遑論無產的市民而言，是「大便宜」)醜聞」。從在立法會質詢大會上的表現，曾氏不能認錯(廉署已立案調查他是否犯錯)卻有歉意，但其小家子氣的格局，已使他無法步其上任後塵，出任中央政府要職(以他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的表演，他為北京當國際打手是完全勝任的)，這雖符他一再申明退休後沒有政治野心的宏願，但灰頭土臉引退且不能住進巨宅，不無遺憾之情溢於言表，彰彰明甚。不過，一如本欄二月二十八日的分析，即使有違香港民意(北京什麼時候曾俯順港意？)，北京亦不會要他突然落台的。事實上，曾氏在鏡頭前轉述領導人要他好好做好餘下的工作，已算是北京對這位表面上恭恭謹謹的代理人的獎賞了。薪津比同級中國官員高逾數十倍的香港行政長官仍這麼貪占民間的「便宜」，薪津俱低的內地官員占起「便宜」來便更理直氣壯！
四、只要內地未建成國際公認的金融中心，中國希望香港不變，是真心誠意的。在此前提下，筆者以為不管誰當行政長官，有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體制不會變，那意味香港商界尤其是物業財閥怕得要死的梁振英上台，變的亦只是微枝末節而根本格局將紋風不動。
在根本格局之外，由於「五十年不變」之期已過近三分之一，不論誰當權，都要開始為與內地合軌而做點具體工作；而這種工作，由非英國師傅調教出來的司機掌舵，比有英治餘緒的官員擔任，會做得比較徹底。
這類具體工作主要是「去英化」，在英國人最引以為傲的公務員尤其是政務官制度的廉潔性受質疑的現在動手較為方便。下屆政府起用更多未受英制熏陶者出任特區政府各級官員，必蔚然成風，到了二○四七年，特區政府已再無英治痕跡。如果屆時香港繁榮如昔，便足證明「英國人能中國人亦能」這條富民族氣節的「大道理」。新加坡立國初期，開國元勳李光耀總理問計他的荷蘭籍顧問(筆者寫過，此刻偶忘其名)，怎樣做才能使國際社會保持對新加坡的信心？顧問的答案有二。其一是別拆除與英國殖民者有關的紀念碑和雕像(當然更不要改殖民地氣息濃厚的地名街道名)；其一是別讓共產黨幹政(捉個幹淨最佳)。這些方法香港仍然適用，不過程度已不若新加坡重要，以香港的國際地位，更多取決於內地的政治開放程度與經濟成就；而現在的共產黨性質已變，可說是名實不符，是賺錢黨，只要它不公然把持港政，便無大礙！
由於互揭瘡疤的選情十分醜陋，兩營的人都怕對方上台後便「選後算賬」。筆者以為這種可能性不大，以力求和諧創富(「和平包容穩中求進」)才是北京所願見的局面，因此不應有什麼「大動作」。筆者還以為，若梁振英「奮鬥成功」，還會把物業僭建合法化(建築師證實對物業結構沒有影響的只要補地價便不予追究)，如此「唐宮」便可化險為夷；而曾蔭權亦可能受立法會譴責便了事。沒有刑法的糾纏，表面和諧不難達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