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誥烽：民粹、法西斯與納粹的系譜

【明報專訊】香港與中國大陸矛盾升溫，討論一時沸沸揚揚。討論中「民粹」、「法西斯」、「納粹」的帽子滿天飛，主張限制雙非、自由行人數，對某些陸客某些行為有意見的朋友，一一被視為希特勒再世。

這類帽子在香港亂飛，並非新鮮事。近年建制人士也喜歡批評民主派為納粹，葉太當年在抗拒民主化訴求時亦發表過「希特勒也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偉論。溫和民主派討厭激進派聲大夾惡，亦是罵他們為「法西斯」。學者不滿80後社運過激，更要從扯旗山硬扯到阿爾卑斯山畔的威瑪共和國，給小伙子們送上一頂助長納粹崛起的歐陸帽子。

至於「民粹」指控，則更為詭異。政府、政黨逆民意而行，會被罵「與民為敵」。到他們順民意時，則成了「民粹」。故此去年明明符合北歐式「人人均等受惠」（equal benefits to all）福利原則的「每人派6000元」政策是「民粹」，反共反到無朋友的三民主義者是「民粹」，被政治正確判官圍剿的香港城邦論者，也是「民粹」。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只要你不喜歡一個人，而那個人又偏偏很受歡迎，你便可以指摘對方是「民粹」。而「法西斯」和「納粹」，更已成為繼各種粗口之後，又一個被抽空所有具體意義的辱人萬能key。這些標籤也有點像文革時代的「走資派」。當毛主席發動大家向「走資派」進攻時，大家都不清楚怎樣界定走資派，也不知道具體是哪些人在走資，結果是人人都被人人攻擊是走資派，全社會陷入瘋狂獵巫的狀態。

我無意在這裏評論與這些標籤有關的爭論，只希望梳理一下「民粹」和「法西斯」的歷史源流，為這些無敵帽子的玩家們，提供一點冷知識。

民粹主義及其敵人

18世紀歐洲的啓蒙知識精英，相信理性和科學，認為他們的責任，是要開導被教會蒙蔽的大眾，幫助他們獲得知性上的自由與自主。啓蒙運動，其實包含不弱的精英主義傾向。

到了19世紀中，歐洲出現對啓蒙理性的質疑。工業化導致的非人化令部分知識分子產生強調回歸靈性傳統的浪漫主義思潮。與此交錯關聯的乃是民粹思想的冒起。民粹思潮反對啓蒙運動的精英主義，主張走到草根去，以「一般人」的直接欲求為基礎建構一個與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相對立的「人民」認同。

民粹運動與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崛起的歷史密不可分。有人指摘這一運動與後來的納粹運動有關，無可厚非，但說民粹思潮本身必然會導致種族主義與威權統治，則是抽空了一切具體歷史考察的想當然。研究民粹邏輯有名的理論家Ernesto Laclau，從早年研究阿根廷貝隆主義到近期出版的《論民粹邏輯》，均指出民粹邏輯並無固定內容。民粹政治是進步還是反動，還要看操作者選擇什麼「人民的要求」構造論述，和怎樣構造。民粹邏輯本身與民主政治不可分割，你避也避不了。

在後進地區，民粹思潮很多時候都是反專制與反西方霸權運動的助燃劑。例如19世紀末俄國出現的民粹派，反對沙皇專制下的西化現代化，主張知識分子回歸田園，在傳統村社之中重尋失落的價值。差不多時間出現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則竭力批判民粹派，說他們從「落後」農民身上尋找啓導，最後只會走向反動。馬克思主義者對民粹派的激烈否定，令他們走向極端的精英主義，催生了列寧的先鋒黨理論：工農群眾都被統治階級蒙蔽而不知道自己的真實利益，所以要由意識先進的職業革命家代為革命、代為專政。這種民粹主義的反面為人類帶來了什麼禍害，恐怕不用我多說了。

形形色色的法西斯

民粹不等如法西斯，那法西斯主義又是什麼？法西斯主義，不限德國。在1930年代奪權的西班牙佛朗哥和葡萄牙薩拉查，也是法西斯獨裁者，但由於他們沒有直接參與屠猶和在二戰保持名義上的中立，所以在戰後沒有被清算，政權屹立至1970年代的民主革命。

林林總總的法西斯政權，共通點包括以鐵腕手段鎮壓群眾運動、在道德議題上極度保守、並以復興民族光榮為招徠。各地的法西斯黨，大部分都是在群眾造反運動高漲，不成熟的民主體制無法消解衝突的的亂局下，依靠恐懼革命的上層精英的支持而發動政變並奪權的。就算是1932年所謂「納粹大勝」的那次德國國會選舉，納粹黨的得票率也只得三成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地主階級與宗教保守人士集中的鄉郊小鎮票。納粹的龐大群眾動員，乃是他們奪權後利用國家機器自上而下地發動的。

排斥、屠殺少數族群的政策在納粹德國出現，與法西斯主義並無必然聯繫，而與德國本身的國家形成歷史有關。德國在19世紀的統一建國運動，基本上是要將離散歐洲各處的德語區和德語居民聚合起來。當時的德國民族主義精英，深感德國面對極大的生存威脅，並發展出具浪漫主義神秘色彩，以血緣與語言文化來界定的國民身分認同。

韋伯：德國的反蝗論者

德國在統一後便出現了所謂的「波蘭問題」，即德國東部湧現大量天主教的波蘭移民。當時有人主張盡力將波蘭移民同化成講德語和信新教的「真德國人」。但在1890年代，已有一定公共影響力的社會學大師韋伯，卻指出波蘭移民難以同化，因此主張關閉邊境，驅逐移民，並由國家動員西部的「真德國人」到東部殖民，重奪土地資源。對韋伯來說，這是一場停止東部「波殖化」（Polonization）和將之「再德國化」（re-Germanization）的鬥爭，關乎德意志民族的存亡。

韋伯乃當時德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翹楚，其反波主張已屬溫和。在其右面的，還有韋伯參加過又退出、擁抱生物種族主義與反猶意識形態、被視為納粹前身的泛德聯盟（Pan-German League）。可見，右翼威權的法西斯主義，在1930年代德國變種成屠殺少數族裔的納粹主義，是有其長遠特殊的歷史背景的。

民粹、法西斯和納粹，是不同的現象，有其各自獨特的歷史。我們對這些現象的再臨，當然要時刻警惕，但若我們對這些概念不求甚解、肆意濫用，則只會令我們變得麻木鬆懈。我並不是要為着些思潮說項。我只希望大家以後如要罵人為民粹、法西斯、或納粹時，起碼要清楚自己到底在說什麼。


■延伸閱讀

1. Gary Abraham. 「Max Weber：Modernist Anti-Pluralism and the Polish Questio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53, Spring 1991
2. Roger Brubaker.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Dick Geary. 「Who voted for the Nazis? Electoral History of the NSDAP」 History Today . October 1998
4.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5. Dylan Riley. The Civic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Europe: Italy, Spain, and Romania, 1870-1945.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林行止：揭陰私鬥惡毒 去英化撐和諧

【信報轉載】一、以為在北京直接及其在港代理人的間接操控下，行政長官選舉會和諧進行，一切幕後規劃，由選角總監篩選出來的演員自會聽導演指示依照劇本做戲，哪知嚴重的建制內部利益沖突讓這出政治大戲亂了套，演員不按照劇本演出的主因，竟然是出現兩個合法合格的導演。

這出不按劇本演出的戲擾攘多時，身在戲台上的人，為了當上唯一主角，學足西方政客的「挖糞」伎倆，互數對手不是，結果不但暴露了這些政治演員種種見不得光的糗事，連捧場得力的友好亦被拖落水。擔綱演出的人付出不小代價，看戲的香港人目不暇給，只是，「不亦快哉」之餘，有心人難免要為香港政治前景興歎，搜集黑材料建立黑檔案以備必要時抹黑、打倒對手的把戲已引進香港，有權力有能力這樣做的人，將成香港政壇主宰，這不僅令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黑手文化」在香港紮根，還會成為貪腐新溫床！

在黑材料籠罩下，「班主」含蓄表態，導演爭奪戰告一段落。已處下風而又無法跳出此困局的演員和捧場客，為求自保，不暇自顧，演出難免荒腔走板，導演縱有餘力，亦無所施其技；其對手雖因本身的缺失而未能占領道德高地，卻因有機可乘，漸漸成為唯一主角，今後「照本宣科」，依照劇本在導演指導下使出渾身解數……。


二、中國政治絕不透明，「評論者」(說猜度者也許更恰當)只能根據有關人物的言行、有關事故的發展，揣測其發出「訊號」的含義；這種方法極不科學，有時測得准有時測不准，實屬必然。

身為國家領導人的前行政長官董建華隨侍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外訪數天，不難被解讀為這是他對政事看法有一定影響力的「訊號」，由於董氏力挺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有人猜度那數天的近距離接觸中，習、董曾觸及香港「政情」，而董氏趁機或以漫不經心的姿態在習氏面前為梁氏美言，不足為奇。前天習近平會見港區政協委員，與梁營急先鋒劉夢熊和梁氏少有的地產界支持者羅康瑞「熱烈握手」，雖無當年「江握手」的震撼，卻亦傳達了對梁營健者表示慰問的「訊號」。上述兩樁看似不經意的「小事」，令人有梁振英已成為這出政治戲主角的聯想，合理之至。有關「習握手」，唐營「自我感覺良好」的解讀是不具說服力的，因為中共官場論資排位的明規矩十分嚴格，劉羅的「頭位」是「被安排」，不可能是他們自己爭取(一早排隊)得來的，而「排頭位」傳達了受重視的強烈「訊號」！

以香港人的「醒目」，政圈中人很快便會領悟「京意」，棄唐營投梁營的人必然日有數起，那些表示會投「白票」者在導演不准「流選」的指示下，亦會改變初衷。「形勢比人強」，要在中共手下討活，聞京樂起舞是最基本的條件。


三、參與這場假戲真做的政治戲有兩大輸家。其一是泛民代表、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不過，他有自知之明，一早擺出「陪跑」的姿態，「打定輸數」，其所以不存僥幸之心，皆因他知道胡錦濤主席不可能專程來港頒發「治港證書」給他；作為支聯會中堅分子，何氏早被褫奪北上資格，他若當選，便只好有勞胡主席南下了。這當然是笑談，但泛民尤其是民主黨打慣政治敗仗(結構性「缺陷」令泛民在政治命題上必敗，但民主黨仍認同這種制度、參與這場演出，真是奇哉怪也)，再輸一場，平常事耳。

另一位輸家是行政長官曾蔭權，他本可「政治中立」、置身事外，卻於有意無意間卷入漩渦，遂引爆連串令他數十年規行矩步的公仆生涯蒙羞同時令整個公務員隊伍誠信廉潔受質疑的「貪小便宜(對中產遑論無產的市民而言，是「大便宜」)醜聞」。從在立法會質詢大會上的表現，曾氏不能認錯(廉署已立案調查他是否犯錯)卻有歉意，但其小家子氣的格局，已使他無法步其上任後塵，出任中央政府要職(以他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的表演，他為北京當國際打手是完全勝任的)，這雖符他一再申明退休後沒有政治野心的宏願，但灰頭土臉引退且不能住進巨宅，不無遺憾之情溢於言表，彰彰明甚。不過，一如本欄二月二十八日的分析，即使有違香港民意(北京什麼時候曾俯順港意？)，北京亦不會要他突然落台的。事實上，曾氏在鏡頭前轉述領導人要他好好做好餘下的工作，已算是北京對這位表面上恭恭謹謹的代理人的獎賞了。薪津比同級中國官員高逾數十倍的香港行政長官仍這麼貪占民間的「便宜」，薪津俱低的內地官員占起「便宜」來便更理直氣壯！


四、只要內地未建成國際公認的金融中心，中國希望香港不變，是真心誠意的。在此前提下，筆者以為不管誰當行政長官，有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體制不會變，那意味香港商界尤其是物業財閥怕得要死的梁振英上台，變的亦只是微枝末節而根本格局將紋風不動。

在根本格局之外，由於「五十年不變」之期已過近三分之一，不論誰當權，都要開始為與內地合軌而做點具體工作；而這種工作，由非英國師傅調教出來的司機掌舵，比有英治餘緒的官員擔任，會做得比較徹底。

這類具體工作主要是「去英化」，在英國人最引以為傲的公務員尤其是政務官制度的廉潔性受質疑的現在動手較為方便。下屆政府起用更多未受英制熏陶者出任特區政府各級官員，必蔚然成風，到了二○四七年，特區政府已再無英治痕跡。如果屆時香港繁榮如昔，便足證明「英國人能中國人亦能」這條富民族氣節的「大道理」。新加坡立國初期，開國元勳李光耀總理問計他的荷蘭籍顧問(筆者寫過，此刻偶忘其名)，怎樣做才能使國際社會保持對新加坡的信心？顧問的答案有二。其一是別拆除與英國殖民者有關的紀念碑和雕像(當然更不要改殖民地氣息濃厚的地名街道名)；其一是別讓共產黨幹政(捉個幹淨最佳)。這些方法香港仍然適用，不過程度已不若新加坡重要，以香港的國際地位，更多取決於內地的政治開放程度與經濟成就；而現在的共產黨性質已變，可說是名實不符，是賺錢黨，只要它不公然把持港政，便無大礙！

由於互揭瘡疤的選情十分醜陋，兩營的人都怕對方上台後便「選後算賬」。筆者以為這種可能性不大，以力求和諧創富(「和平包容穩中求進」)才是北京所願見的局面，因此不應有什麼「大動作」。筆者還以為，若梁振英「奮鬥成功」，還會把物業僭建合法化(建築師證實對物業結構沒有影響的只要補地價便不予追究)，如此「唐宮」便可化險為夷；而曾蔭權亦可能受立法會譴責便了事。沒有刑法的糾纏，表面和諧不難達致。